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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思诚:大家总把我想成“野心家”

时尚芭莎 2021-02-15

《唐人街探案3》开机前,陈思诚去日本拜访了铃木保奈美和三浦友和。

“相谈甚欢。”陈思诚说,合作很快就敲定了。他还说自己一直很喜欢《东京爱情故事》,如果有机会,希望能和铃木小姐再合作一部《东北爱情故事》。

陈思诚是沈阳人。东北人天生都有几分幽默感,“一方水土一方人”,他解释说,是因为这块土地的生存环境艰苦,冬天很冷,天很早就黑了,晚上大家只能坐在炕上“逗咳嗽”,聊天、讲段子,乐观和幽默都是憋出来的。

陈思诚小时候,妈妈在工厂里工作,陈思诚经常去玩。当时,中国重工业的一半几乎都踩在沈阳,踩在铁西区。他印象很深,整个铁西区密密麻麻全是工厂,都是上万人的大型工厂,每个工厂都很像——铁栏杆的大门,长长的一条路,延伸到很远。每天早晨,无数的工人涌进去,等到下班时间,无数的工人又走出来。

冬天下雪,天上是白的,落地以后是灰黑色的。陈思诚想,如果他要拍一个发生在家乡的故事,应该就是这种色调和画面,“带有非常强烈的钢铁质感”。

陈思诚看过新生代作家双雪涛的小说,觉得亲切——不只因为他们是老乡,陈思诚说,双雪涛的笔锋“很接近传统”,在他的文本上,能看到当年那些名家的影子。

“那个时候的书是真的很好看。”陈思诚列举了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读过的一批作家,莫言、苏童、王朔、贾平凹、阎连科、王小波、梁晓声、余华……陈思诚称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,自己曾如饥似渴地读各种小说。如今传统文学已经不复当年的状态,好多作家都已经封笔,不怎么写了。“一个巨大的遗憾。”陈思诚感叹。

读书读得不过瘾,他还自己写,十几岁就写武侠小说。陈思诚说,他一直有想讲故事的欲望。

2008年,陈思诚30岁,创作了人生中第一个电影剧本《奇迹》,讲的是什刹海体校的一名天才拳击手,和哥哥相依为命的故事。陈思诚想请姜文来出演哥哥一角,托人转交了剧本。但由于资金问题,这部电影没能问世。

那时候,陈思诚的主要精力还在演戏上,演的大多是草根创业、农民进城之类的角色。

“不是我总接那种角色,而是那个时候电视剧的主要方向就是那些。”陈思诚回想自己做演员的那些年,电影市场尚未成熟,没有多少类型片,电视剧类型也不多。“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玄幻、仙侠,压根没有,对吧?”

他更愿意把一切总结为“时势造英雄”。《唐人街探案》这种新类型的电影被市场接受,让他看到自己的使命或许不在于做演员,而在于当下。

坐在厦门凯宾斯基酒店11层的套房里,陈思诚背对着一整面落地窗,白T恤、黑裤子,脚上踩着酒店的拖鞋,坐在梳妆台前的转椅上任由造型师摆弄。陈思诚大多数时间目视前方,化到眉毛时眼睛微微闭着,镜子里映出身后的几位工作人员,有人不时递上一瓶水或是一杯感冒冲剂。陈思诚嗓子有点哑,一脸疲惫相。金鸡百花电影节活动期间,他参加了几场论坛。

采访当天是电影节闭幕式,陈思诚要率《唐人街探案3》剧组在红毯上亮相。在那之前,他还要和厦门市主管文化宣传的领导见面,之后赶回闭幕式现场彩排。时间很紧,妆发一结束他就被工作人员催着换衣服出门,采访不得不就此中断。

最初的时候,陈思诚听到的更多是质疑声。在传统认知里,推理和喜剧是两个矛盾因素——推理要求极强的戏剧、悬疑氛围,喜剧一旦介入,“很容易把这个氛围的气给散掉”。

陈思诚找其他的编剧或是朋友聊,人家上来就说,这能行吗?但陈思诚还是决定试一试,人在高度紧张下做很多动作是变形的,他断定,这已经具备了喜剧性。

2015年12月31日,电影上映,最终拿下8.23亿票房。

他原本想让《唐人街探案》在贺岁档之前上映。“这样的话,经历圣诞、元旦,它就能跑得很好。”他的目标是希望票房能够破10亿元。尽管这是一个新IP,但整个团队都对质量特别有信心,觉得一定要走长线。

上映之前,王宝强陪着陈思诚跑了一个多月路演。王宝强夸陈思诚是导演天才,敏锐地抓住了电影市场的一个空缺。“喜剧风格多,探案这个类型的也多,但结合在一起的还真是没有。”

陈思诚不想当天才,“天才容易夭折”。

再次见到陈思诚,是在北京东四环一家影城的休息室里。他穿着一身黑,头戴黑色棒球帽,坐在聚光灯下。当天,陈思诚是以电影《误杀》的监制身份接受媒体采访。这部电影翻拍自2015年的印度电影《误杀瞒天记》,陈思诚看过原版,发现它“留了很多口子”。

“我觉得自己也曾经被人‘误杀’过。”陈思诚说,这些年总有人误会他,指责他的人品或是说他油腻。

“其实了解一个人需要很长时间的接触,甚至需要一辈子。你知道我的人品到底是怎么样的吗?人本来就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的动物,你不能听说一些捕风捉影的事,连我的面都没见过,就给我下定义,说我是这样的那样的,我觉得这本身就很可笑。”

“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人人都是一个发声机,人人都可能是一个记者、一个媒体,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言之凿凿地对其他人进行评判。”他将《误杀》的英文片名定为“sheep without a shepherd”,圣经里的解读是“乌合之众”。陈思诚说,这是他想在这部电影里表达的命题,否则,他不会选择翻拍。

2012年,他曾自编自导自演电视剧《北京爱情故事》,讲述四对男女在北京打拼的经历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。电视剧播出后一炮而红,有投资方找到陈思诚,劝他趁热打铁再拍个电影版。起初他不愿意,觉得自己想讲的东西已经在电视剧里说得差不多了。

后来他不知怎么突然想通了,决定沿用《北京爱情故事》的名字,讲一对恋人从小到老的故事。2014年电影上映后,陈思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他是在用一个空间的方法讲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,比起电视剧,电影在叙事上做了突破。

而对于和他一起经历了三部唐探电影的演员们,他说:“如果第一部大家都还在找感觉,我觉得到第三部的时候已经如入化境里,宝强、昊然他们随时就是那个人。”

这一次他在创作剧本时给了唐仁和秦风很大的人物弧度。“包括大家一直希望看到的所谓秦风的黑化,这次都有探究。”

拍戏的过程总是不会一帆风顺的。为了拍秋叶原那场戏,陈思诚没少着急上火,不断跟日本当地协调、报备。最后工作人员告诉他,只有两天,每天是早晨6:00-9:00的三个小时可以拍。

第一天拍得挺顺利,第二天工作人员刚到现场,就下雨了。“全场的人都傻了。”陈思诚说,因为那两天是一场戏,如果第一天没下雨,第二天下雨,就不接戏了。

他当时就坐在那儿想怎么办,“总觉得老天可以帮我”。后来果然下了大概十几分钟,雨就停了。“那十几分钟是很煎熬的。”他说,但雨停的那一瞬间会感觉人的意念是无比强大的,甚至能翻云覆雨。“老天眷顾像我们这种专注做事的人,雨就停了。所以其实我们这行业真的是靠天吃饭。”

陈思诚说他更愿意成为像库布里克那样的导演,而不再只是一名演员。

库布里克一共只拍了十几部电影,“但每部电影都不一样”,陈思诚举例说,库布里克能拍《闪灵》,又能拍《全金属外壳》,还能拍《2000年太空漫游》,最后却拍了《大开眼界》。“这老头特别牛,他从不重复自己,他通过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,通过拍电影这件事在丰富自我。”

陈思诚觉得自己拍《唐人街探案》系列也是如此,在不同的国家拍摄,了解不同的民族,体会不同的人文是如何形成那个国家的现状。“创作过程中我不仅是在付出,我也在学道。”

他很享受自己现在的状态,并且游刃有余,所做的一切都更主动,更能为自己负责。

演员曾是他赖以生存的唯一职业,是全部收入的来源。“很被动,受控于命运的青睐。”陈思诚不否认,有时候演员拿到剧本明明不喜欢,但钱给得高,就得去,因为要生活,要买车买房。“你知道我又做不到完全艺术家那种,不好我就不接,那我饿死吗?”

他遇到过剧本差,或者导演拍得不对的情况。“可他就那么拍了,还逼着你演一种特别错误的表演,很可怕的。”

遇上这种事儿,要么真不懂也行,要么就想赚那钱,装傻就完了,陈思诚说:“但我又做不到,后来就会有一些摩擦,别人会觉得我不好合作。”

这些年,能让陈思诚认可的外界评价不多,其中一个来自知乎上的一篇文章,作者说他是进取型人格:“做事目的感很强,可以说是有规划,也可以说很精明。”

他看了之后觉得挺有意思:“说得有点道理。”

前不久,三亚电影节闭幕的那天晚上,几位同行一起吃饭喝酒,邓超对他说:“思诚,你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东西了。”他俩在戏剧学院是师兄弟,邓超比陈思诚高一届。

在学校汇报表演时,陈思诚几乎都是自编自导自演。“那时候就挺成功的,只要是我的段子,很多其他系的同学都会来看。”

在他看来,所谓的进取型人格,无外乎是想更多地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,也更多地认识和了解自己。他觉得生命特别短暂,名利都是带不走的,唯一能带走的就是体验。“但你只有往上走得更高,拥有更多的经历和可能性,才能更宏观地去看这个世界。”

“咱俩能不能舒服一点,坐在那儿说啊。”陈思诚下巴一扬,指了指后排的沙发。

脱下外套后,他明显放松了许多,倚在沙发靠背上,主动说起了孩子。“等下陪我儿子先吃个饭。”他很享受做父亲,“觉得一个不够”,眼里满是笑意。

陈思诚在孩子的身上解锁了学习能力的密码。“他所有的感受是打开的。”说着便张开双臂,“他对这个世界是完全拥抱的,像小海绵一样,迅速吸水。”

眼前的这位父亲希望自己能像孩子一样,对世界抱有特别多的渴求和思考。他看过任正非的采访。“我发现这老头学习能力很强,一直在学习和理解新鲜事物,我觉得这事很重要。”

2018年,陈思诚过了40岁生日。他越来越相信宿命。“我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我?这没有办法去寻本溯源,找症结所在,是无数个偶然构成了一个必然,没有巧合。”

他说自己有优点,也有特别致命的短板。再追问下去,他又说不太愿意完全剖析自己。

“我不觉得这是你愿意去剖析自己、展现自己。”他说自己越来越明白“沉默是金”,“你像一傻孩子一样,看似很勇敢地在说一些话,后来你发现屡次遭到别人的误解,甚至断章取义。其实我自己没有发生变化,只是我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变了。”

不想直接地去表达,陈思诚把很多想说的话都藏到作品里。“我现在创造力特别磅礡。”

拍摄第一部《唐人街探案》时,他已经有了系列电影的想法,等到第二部出现了“侦探排行榜”之后,他发现这个IP具备了打造“宇宙”的可能性。“排行榜是可以不断更新、换人的,它会变成唐探创造的土壤。”

2014年,陈思诚曾与宁浩、郭帆、路阳、肖央等人,一起赴好莱坞学习。在那儿,陈思诚理解了什么是“全球视野”。

他记得特别清楚,《诺亚方舟》在梵蒂冈首映时,预告片被剪成了一个宗教故事。“后来他们又给我看MTV频道上的一版预告片,变成了爱情故事,因为MTV的受众都是年轻的少男少女。”陈思诚说,“我们的宣发显然还达不到这种状态。”

他发现,越大、越好的电影公司,对票房的依赖反而越小。以迪士尼为例,每年在全球收割的票房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,但财报显示它的年收入对电影票的依赖仅在27%左右。其余都来自“内容+”,包括大量的衍生品授权、流媒体、主题公园、游戏。“迪士尼是一个内容公司,它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可以进行产业化的。”

相比之下,他觉得当下太缺少具备产业思维的创作者。“产业是土壤,我们所有创作者都依附于土壤,如果产业死了,我们就不可能活下去了。”

这几年,陈思诚也在签约新导演,他所监制的电影《误杀》的导演柯汶利,同时也是明年即将上映的网剧《唐人街探案》的导演之一。

陈思诚甚至已经在规划,《唐人街探案3》之后,如何跟游戏公司合作一款游戏,跟衍生品公司合作推出衍生品,未来甚至会做主题乐园、漫画书、动漫电影……

陈思诚要求自己和团队,作为内容的原发者,要从DNA里开始创造具备可能性的内容。他的公司开在一个2000平方米的大办公室里,他希望未来公司的商业外延部门,“至少有两个2000平方米才行”。

“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做产业的野心?”听到这个问题,陈思诚脱口而出:“这怎么能叫野心呢?这是梦想,我觉得是在做一件好事啊。”他不喜欢“野心”这个词,因为“听着就不像一个好词”。

在他的构想里,2.0版本的电影公司必须降低对票房收入的依赖,不断从其他层面获得收益。“如果还是停留在传统的营利模式上,电影公司真的会死掉。”

这些不仅是他想要完成的梦想,更是他对中国电影行业未来道路的思考。“我真的是从产业的角度想,从中国电影的角度想,而不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诉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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